这次参与贤人会议的人员除了上述北境诸侯外，还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甘德神父、约克大主教艾德里德、伍斯特主教伍尔夫斯坦、达勒姆主教艾德万等宗教界人士19人，此外另有麦西亚公爵李奥弗里克.赫威赛、诺森布里亚公爵斯沃德.诺森比亚、康沃尔伯爵卡达尔.里瓦尔.佘诺等6人，在这之下，是负责管理地方的行政官员郡长、法院院长等十余名重要官员。
郡区制是英国重要的地方政治制度，郡的长官郡长，是中世纪国王地方的代理人。
起初，郡长只是方伯管理郡庭的行政代理，到了12世纪，郡长的权力迅速增长，主持郡内军事、财政和司法等一切大小事务。从13世纪以后，郡长的权力逐渐被转移到其他职官的手里，并受到王权的严格控制而衰落。
在英格兰，长期以来由于国王的蓄意打压贵族以及平民院势力。真正有封建含义的世袭贵族被限制在一个较小范围内。一般称为“50世家”，且由于英格兰王朝的特殊性，即史学家们所谓“英格兰从未形成一种血统贵族制度”，贵族之幼子既是平民，即便王室的幼子业务例外（英国制定法规定王室的次子和所有的女儿出身既是平民，除非他们能从国王处获得贵族封号，否则只是在礼仪上有优先权而已。
即便是英格兰，贵族头衔，很多也是来自过去世袭的职务。如“公爵”来自军事统帅，“伯爵”来自郡的军政长官（法兰克语的coount，vice-coe）。
我们注意到，与会人员中人数最多的要数“塞恩”这一阶层，人数多达六十三人，这还是黑斯廷斯战役后诸多“塞恩”贵族阵亡后的结果，否则这场决定英格兰命运的贤人会议将会有更多的“塞恩”参加。
在盎格鲁萨克逊时代的末期，英格兰的封建制度已经开始形成，国王—公爵、伯爵(方伯)—塞恩(世俗贵族)—宗教贵族(大主教、高级主教)-刻尔(自由民)—维兰(农奴)—奴隶的六级等级制度已经在英格兰建立了起来。
英格兰在诺曼征服之前，随着七国时代的到来，封建制度已经开始逐渐萌芽发展。各郡(county)的郡长和大土地所有者“塞恩”，承担着各种政治义务和军事义务。但是总体上说，和欧洲大陆相比，英格兰的封建制度还很落后，保留了大量日耳曼和凯尔特原始部落的传统，专制体制也不强，贵族和塞恩们按照很多原始民主的传统和国王一起议政。
诺曼征服前，英国社会中的“塞恩”已是为王负有军役的武士阶层，以服役为条件接受封赐土地，约五“海德”大小的土地即600英亩，不服从义务则土地被没收。体现人身依附关系的个人效忠、服役都有证据可以找到。从经济生活、人身关系来看，实际上这些中小封建主与后来的骑士已经相差无几了。
但把塞恩视作骑士，是不严密的。塞恩并不完全是封建附庸，其土地封赐与当时流行的土地承租纠缠在一起，土地并非全部封赐，也有继承自氏族，其服役类型也并不一定是军役。
在丹麦王朝时期，原有的英格兰体制还是很有用的，克努特的统治也很大程度上依靠地方上的郡长和塞恩维持，不过相比于诺曼的封建体系，英格兰的郡长-塞恩制度就要差些了，至少在军事方面，诺曼人的军事体制是比英格兰人更为优越的。
这些“塞恩”服军役并没有与服骑兵役结合，他们习惯于撤克逊时期军队步战方式，从作战特点上说，当时的英格兰军队作战方式很原始，主要依靠日耳曼人的老传统——战斧兵和盾墙(shieldall)。主要靠勇武，没有重骑兵，也没有工程器械。远程部队主要是简单的弓箭和投枪，杀伤力有限。而且经常出现弓矢用尽后冲到阵前去捡回来的有趣场面，至于盔甲一类，一般都是自备。
11纪晚期的贝叶挂毯明确描绘了持枪冲击的诺曼骑士形象，冲击战术利用人和马的质量、速度，给敌人造成强大的打击，是中世纪骑兵战术的一大进步。这种战术的革新也造成骑兵本身的变化。
首先是装备方面：长枪取代短矛和标枪成为重要的武器，而为了保证长枪在冲击中保持足够的强度和杀伤力，其结构、用料、制作工艺一直在不断改进，成本也不断提高。
轻型的皮甲由于防护性能的不足被锁甲完全取代。而锁甲本身也在不断改进，首先是增加防护面积，由过去的锁甲短上衣，逐渐发展出带有长袖、兜帽、长下摆的形式。
由于冲击中，骑士的下肢尤其容易受到刀剑、冲撞的伤害，锁甲长裤也出现了。为了保护手部，骑士们还开始配备锁甲手套。锁甲的质量也在加强，制作锁甲的铁环更加小，锁甲编织方式，关键部位由一套四发展为一套六。这些改进使得这时的锁甲更为细密，防护力更强，但相对的是，铠甲的重量、制作成本大为提高。
日耳曼式的圆盾也被防护面积更大，更适于马上作战的鸢形盾取代。而由于骑士防护水平提高，装备重量大为增加，以及冲击战术对速度和冲击力的要求。
骑士的马匹也被要求更强壮，具备更强的负重能力、爆发力、耐力，因此，配备合格马匹的成本的也增加了。
总之，冲击战术的变革，使得骑士装备更精良，也更昂贵。
不仅是装备，新战术对骑士的训练也提出的新的要求。要身负60多磅重量的装备有效发挥新的战术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