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叹了口气：“牛如此，还有河南府附近的桑田也是如此。．．最近州县来的文状，说是不少地方因为桑树入户等，民户伐桑种田，粮丝两失。”
各路甚至各州对户等的标准不一，同样的家产，在开封府可能就是下户，享受免差役的待遇，到了京西路可能就成了中户，河东路就成上户了。反正差役就是那么多，官府是无论如何也要分下去的，承担差役的上户和中户必须保证一定的数量。
感叹了一会，坐在一边的李参突然道：“真要说起来，牛入户等确实不对。既然农具已经免了税算，为什么耕田的牛不可以不入户等？这应该是劝课家桑啊。”
“不独是牛，还有马驴骡驼等各种役畜，入户等都是不利的。这些日子我也在想，一些物产，是不适合算进户等资产里去。乘着这两天有空，不如我们商量一下，哪些应该在算户等的时候单独出来。物产还是要计，只是算户等的时候不计入。”
徐平说着，在座的几位。大州的知州都已经回去了，徐平留下了几位通判和汝州蔡州和唐州的知州，要商量后续的营田事宜及三司铺子的事务。大臣任知州，一般都不会敢这些杂事，他们留在这里也没有用处。
天下的赋税差役，与户等息息相关，这是晚唐五代以来形成的新局面，不但与以前不同，实际上也与宋后不同。两宋不抑制土地兼并，甚至有的地方鼓励土地兼并，都与这一政策有关。只有中上户的数量多了，地方政府才能征收更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下户和客户再多，那也是游离于官方财政之外的。
两税是按土地征收，是属于朝廷的，由三司统一掌管。但还有额外的支移和折变，地方不同，数额不同，就与地方有关了。支移和折变的原则是“先富后贫，自近及远”，实际上是落在上户和中户身上。再加上种科配时估，大多都是采用的相同原则。
所以地方上热心于土地兼并，上户越多，就越是增强了地方官府的权利。但对于百姓来说，则千方百计地降低自己的户等，差一户等承担的官方义务就有巨大差别。所以富户们到了临界点，不买地，不养牛羊，甚至不种桑树，有的还故意不盖大房。
乡村户分五等，一般来说，一等和二等是地主，财产多寡不同。三等户位于中间，既有地主也有富裕的自耕农，四等和五等户就是贫穷的农民了。这五等户都是在地方上有资产的，为主户。再之下，一无所有的雇农则为客户，不计入五等户之内。当然，官方统计地方户口，主户和客户分列，但说到地方人户，则就是两者相加了。
租庸调制崩溃之后，代之而起的是对百姓的资产征税，针对耕地的两税，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资产越多，官府征收的税越重。这资产并不仅仅包括占有的耕地，还包括住的房屋墓地水渠渡口以及磨房等等各种资产，各地有细微差别。甚至住的房屋，有的地方会细算到有几根梁多高多大用了多少瓦等等，相当繁杂细密。
显而易见，实行五等户制官方是不可能抑制土地兼并的，土地越是集中，越是利于官方征税赋安排差役。上等户越多，地方官府治理地方的能力越强。这一点，与宋之后的土地兼并完全是不同的概念。五等户制是在制度上消除民间的贫富差别，但在实际操作中地方官府会尽力扩大贫富差别。没有五等户制，只实行两税，制度上会鼓励贫富差别，官方在原则上则抑制土地的兼并，尽力保证减小贫富差别。理论上说，穷人越多，地方官府的施政能力越强，在具体施政上当然会尽力保证有更多的小农。
事实证明，官僚的节操和施政能力与制度安排的影响力完全不是一个级数，任何时期制度导向的影响力都是远远出官府的实际操作能力的。两宋民间对土地一直不热衷，到了最后的岁月，甚至把天下的耕地全部收归官有，也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动。便就是有五等户制在上面压着，平民百姓并没有疯狂聚敛资产的劲头。
徐平前世历史学得一般，对这一时期的五等户制一无所知。到了这个世界，自己家在白沙镇是第一等的大户，父亲徐正到处使钱推脱一等户该承担的差役，如里正和衙前，这才有个初步的认识。后来中进士做官，到了地方才算了解这一制度造成的影响。但邕州地处边陲，又是蛮族地区，认识得还是不够深刻。
直到进了三司，真正掌管财政，才算是对五等户制有了清醒认识。总的来说，租庸调制五等户制和纯粹的两税制，对民间经济有完全不同的影响，不能一概论之。
徐平作为京西路的转运使，有权在本路对五等户的标准进行微调，他现在考虑的，是怎么利用划分标准，促使民间资本向自己希望的地方集中，而不要沉淀下来成为无用资本。
牛和农具便就是一个例子，把牛和农具计入户等资产里，农户便就没有养牛买农具的积极性，用到的时候候宁愿去租。这也是地方州县有大量官牛和农具的基础，不愁租不出去，而且还可以利用自己手里掌握的这部分资产，推行一些特定的政策。
哪些不计入户等资产，哪些减少占的权重，哪些要加重权重，可以从制度上调节民间资本的流向。比如牛计入，而驴不计入，则民户肯定会多养牛而少养驴，其他的一些生产资料可以据此类推。这种效果，是靠官员具体施政所不能达到的。
赵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