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喝着茶，听着坐在一边的李觏侃侃而谈暗暗皱眉头。
虽然觉得这年轻人听了自己一首打油诗就千里迢迢跑来，怎么都有点不靠谱。可说起学问来，这位引经据典，都是一套一套的。
凭良心说，徐平虽然读经典考进士，但对这个时代的儒学发展并没有什么深刻的认识，做事情也不是按的圣人之言，而是自己前世的知识。这样的底蕴，在这位初露锋芒的一代大师面前，就显得太苍白了。
东汉之后，自魏晋起，儒家就被佛道两家压制。到了唐朝，圣人孔子更是排在释迦牟尼和老子之后，勉强坐上第三把交椅。晚唐诗人罗隐曾有一首《谒文宣庙》：“晚来乘兴谒先师，松柏凄凄人不知。九仞萧墙堆瓦砾，三间茅殿走野狐。雨淋状似悲麟泣，露滴还同叹凤悲。倘使小儒名稍立，岂教吾道受栖迟。”诗中或有夸张，便也生动说明了那时儒家的地位。
进入宋朝，儒家才开始复兴，但太祖太宗朝都同时大兴佛教道教，真宗迎天书，儒家地位依然不稳固。但始自太宗的扩大科举取士规模，重用进士出身的文臣的做法，到真宗朝稳固，至仁宗朝才终于掀起儒学重兴的巨浪。
伴随着儒家的复兴，纠缠不清的就是孟子升格运动和非孟浪潮。最终孟子的地位确立，儒家成为官方惟一正统的学说，非孟思潮宋后势微，儒家确立了自己的正统地位，也就此走向灭亡。
孟子升格始自韩愈，宋儒继后，宋神宗和宋高宗以最高统治者身份明确支持。神宗时孟子才被封为“邹国公”，配享孔庙，南宋《孟子》一书才成为经类而不再归为子类，元朝孟子才被封为亚圣。
徐平这个时候，孟子远不是他前世所理解的那个亚圣地位，还只是一些继韩愈之后的道学者鼓吹。孟子为孔子之后的惟一道统。更不要说再早一些的时候，孟子哪怕在儒家学者中也是地位低微，尚比不上荀子等人。他当时做那一首打油诗被训斥，只是因为自己的老丈人思想倾向于道学家那一边罢了。
伴随孟子升格运动的就是非孟思潮的勃兴。两边都是名家辈出，你来我往热闹得很。而非孟学者中最出名最挑头的一位，就是坐在徐平面前的这位寒酸的年轻人，此时刚露头角的李觏李泰伯。
历史总是充满了幽默，李觏非孟。出发点是正君臣之义。当时周显王非桀纣之类可比，孟子不但不去辅佐周王，还到处游说诸候王称天子，也就是那名“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能引起他的强烈共鸣了。但在孟子确立自己惟一儒家道统继承人的身份后，却偏偏没人提这回事了，好像孟子也讲君君臣臣一样。更不要说民贵君轻那一套，从他的学里直接消失了。而剩下的则是这些非孟学者批判的另一个问题，最核心的义利之辨。
孟子升格与非孟思潮的争论，与义利之辨纠缠在一起。成为了宋儒大论战连绵不断的中心。一边都有一杆大旗，孟子一派是重义轻利，重利为小人，非孟一派则高举君臣大义，孟子目中无天子。这些论战，与改革保守派的党争翻来覆去的党争，也算成了宋朝士大夫的奇观。
最终尊孟派胜利，把君臣大义的旗也夺了去，儒家思想也失去了活力。
徐平对这些背景一无所知，他前世的知识讲儒家必讲孔孟。哪里知道这中间的曲里拐弯。听着李觏讲的一套一套，什么礼始于利，人生出来就要吃饱穿暖，成年了就要找配偶生孩子。吃喝****实在是人之本能，比什么其他仁义道德都要重要。学圣人之道先要学会图利，能图利才能富国，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安民。徐平在蔗糖务做的一切，实在是最符合圣人本义的。
说起蔗糖务。李觏又说起天下弊病都始于田地不均，富者田边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种地的没粮食吃，织布的没有衣服穿，天下岂有这道理？所谓粮食是天下根本，但耕种不是粮食的根本，谁拥有土地才是粮食的根本。所以一定要平田，不能不种地却拥有土地，种地却交租子自己吃不上，那不行，要学古时井田法，谁能种地谁就拥有土地。
蔗糖务就很好，对种地的人来说，地虽然不是自己的，但实际上又是自己的，所以蔗糖务才能赚那么钱，因为种地的人赚钱就是给自己赚钱。
徐平两世为人，竟被这位小兄弟说得一愣一愣的。这些话虽然他是引经据典，句句不离儒家先贤，但仔细想起来，竟然触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极为敏感的问题。
这年头的儒生脑子里都想些什么？徐平都有些糊涂了。
虽然徐平很想给热情的李觏上上政治课，但他仔细搜刮肚子里的墨水，自己的想法却怎么也跟儒家经典连不上，只好不时用句套话敷衍。
茶水喝了好几杯，李觏都觉得嗓子干了，这才停下话头，谦恭地问徐平：“学生见识浅陋，在先生面前献丑了，见笑。”
徐平愣了一会，问李觏：“不知你今年春秋几何？”
李觏道：“学生虚长二十四岁。”
“哦，比我还大一岁啊。”徐平连连点头，自己心里终于平衡了点，要是李觏再比自己小上几岁，脸上可真有点挂不住。“我跟你说，你讲的是极好的，但是呢，一下讲这么多，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讲起。再者呢，我十八岁离家出仕，事务繁忙，也没什么时间读书了。很多事情，我心里明白，但却不知道怎么说出来让人别人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