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魏缭在进入秦国之后，则是有两个典故：
尉缭一到秦国，就向秦王献上一计，他说：“以秦国的强大，诸侯好比是郡县之君，我所担心的就是诸侯‘合纵’，他们联合起来出其不意，这就是智伯、夫差、闵王之所以灭亡的原因。希望大王不要爱惜财物，用它们去贿赂各国的权臣，以扰乱他们的谋略，这样不过损失三十万金，而诸侯则可以尽数消灭了。”一番话正好说到秦王最担心的问题上，秦王觉得此人不一般，正是自己千方百计寻求的人，于是对他言听计从。不仅如此，为了显示恩宠，秦王还让尉缭享受同自己一样的衣服饮食，每次见到他，总是表现得很谦卑。
相传尉缭懂得面相占卜，在被秦王赏识之初曾经认定秦王的面相刚烈，有求于人时可以虚心诚恳，一但被冒犯时却会变得极之残暴，对敌人也毫不手软。尉缭认为这样的秦王欠缺照顾天下百姓的仁德之心，多次尝试逃离秦王为他安排的住处，（《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尉缭这段话也是历史上关于秦始皇面容的最早记录），相传“曾与弟子王敖一夕遁去，不知所往。”尉缭刚入秦时，与后来的秦国将军蒙恬偶遇，蒙恬为之亲自牵马，请回府中。蒙恬曾请尉缭继续著书，尉缭断然回绝，并打算离开蒙府，在蒙恬的苦苦央求下才留下。秦始皇嬴政多次求教，尉缭多次拒绝，后来出走。秦王大怒，本欲杀之，但在当时的廷尉李斯的苦求下同意让李斯将其追回，并在李斯的建议下授以国尉之职。最后终于得到尉缭的肯首，愿意扶助秦国，入朝为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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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出魏缭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也间接影响到《尉缭子》的内容描述。
而值得一提的是，后世在银雀山汉墓所得到的《尉缭子》，虽然证明在汉朝时期已经有了《尉缭子》兵书，但是这本书的内容到底是否全部都是魏缭所书，事实上还有疑问。
而在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尉缭子》，相对于《汉书?艺文志》的描述为兵家著作三十一篇。
但是就算是算上银雀山汉墓的出土竹简，只有二十四篇。很有可能，《汉书?艺文志》的记录，更多也不过是根据相应的流传说法而记录的编章数字，而当其时实际上流传的，也不过是二十四篇，而七篇已经失传。
而从《尉缭子》二十四篇的内容描述来看，《尉缭子》有可能是汉朝时期经过修改的版本，或者是汉朝时期的人对《尉缭子》进行过相应的整理。因为从魏缭的思维方式而言，《尉缭子》二十四篇的内容，可以说比较“乱”。
而这本《尉缭子》二十四篇，有可能是加入了另外一个隐士魏缭的内容，而组成的杂家内容。
这一点从部分内容可以看出：
《天官?第一》：
梁惠王问尉缭子曰：”黄帝刑德，可以百胜，有之乎？”尉缭子对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
“今有城，东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岂无顺时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备具，财谷多积，豪士一谋者也。若城下池浅守弱，则取之矣。由此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
“按天官曰：「背水阵为绝地，向阪阵为废军。」武王伐纣，背济水向山阪而阵，以二万二千五百人，击纣之亿万而灭商，岂纣不得天官之阵哉！
“楚将公子心与齐人战，时有彗星出，柄在齐。柄所在胜，不可击。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斗者固倒而胜焉。」明日与齐战，大破之。
“黄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谓之天官人事而已。……。”
《十二陵?第七》：
威在于不变；惠在于因时；机在于应事；战在于治气；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无过在于度数；无困在于豫备；谨在于畏小；智在于治大；除害在于果断；得众在于下人。
悔在于任疑；孽在于屠戮；偏在于多私；不详在于恶闻己过；不度在于竭民财；不明在于受间；不实在于轻发；固陋在于离质；祸在于好利；害在于亲小人；亡在于无所守；危在于无号令。
《原官?第十》：
官者，事之所主，为治之本也。制者，职分四民，治之分也。贵爵富禄必称，尊卑之体也。
好善罚恶，正比法，会计民之具也。均井地，节赋敛，取予之度也。程工人，备器用，匠工之功也。分地塞要，殄怪禁淫之事也。
守法稽断，臣下之节也。明法稽验，主上之操也。明主守，等轻重，臣主之权也。明赏赉，严诛责，止奸之术也。审开塞，守一道，为政之要也。
下达上通，至聪之听也。知国有无之数，用其仂也。知彼弱者，强之体也。知彼动者，静之决也。
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俎豆同制，天子之会也。游说间谍无自入，正议之术也。
诸侯有谨天子之礼，君臣继世，承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