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家祖上是西域缠头回回薛都尔丁，在和红巾军作战中立功，在甘肃得了个四品武官，后来明太祖取了天下，派人到甘肃他就降了，被太祖皇帝授予土司，官拜……小旗。
卫所管十个人的那种小旗官。
从那之后，薛小旗世居米拉沟，辖青石柳峡、冶后山两处山隘，一直传到第五世小旗，叫也祥，是个为朝廷作战文武双全的猛人。
逐番帐于长木峡、斩贼首于人头墩、退海寇于甘州，功勋卓著，升任指挥佥事，也正式更姓为冶。
传到这一代，土司冶国器在万历四十八年调往昌平担任副将，因伤归家后就不怎么管事了。
冶氏有民舍百余户、男女三百多人，按朝廷规制每年纳粮四十八石、草二百五十束，土兵二十五人。
但冶国器每年都迷迷糊糊把四十八石粮、二百五十束草拿给西宁的刘承祖，官职不高、上了岁数，还装迷糊在西宁卫不管事，动不动就请假去读书，存在感很弱。
倒是这个弟弟冶秉乾，是民间掌教，在地方很有声望，所以刘承宗邀请土司，冶秉乾就来了。
他向刘承宗介绍道：“大帅，这并非瞿昙寺僧兵能打，只是班卓尔领真国师在民间广负声望，番民百姓俱为耳目，军民合一人和地利，寻常人等难以取胜，不如叫我给他写封信，兴许能劝其教番民各安生理。”
冶秉乾说罢，又看了一眼黄澄，再次对刘承宗拱手道：“不过黄将军的兵，最好也别再向沈家峡进军，否则难免还要打仗。”
冶秉乾对瞿昙寺主班着尔领真的了解，并非是因为他们都是民间首领，而是因为冶秉乾可以站在朝廷官员的角度上俯视僧纲司。
在唐代回回是因财富趾高气扬的化外人，在元代则是统治阶层的主人翁，而到了明代，是大明律禁止本族通婚的老百姓，且与百姓有一样科举的权力。
因此番民首领会被授予僧纲司九品官职，实际上还是化外人，但回回则作为百姓以儒释经，甚至干脆不念经，去当将军、考进士。
刘承宗对冶秉乾的话并不认同，问道：“他们和我的射猎营谁强谁弱？”
冶秉乾一听就知道刘承宗误会了他的意思，摇头道：“大帅，不让黄将军进兵是担心抢掠，大帅不需要进军，招降他就行了，瞿昙寺拢共五百来个僧人，僧兵仅百余，不算威胁。”
“他会愿意来投降？”
冶秉乾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只好道：“大帅让我写封信吧，让他来投降，若班着尔领真能为大帅所用，占领河湟也会更容易。”
他发现刘承宗是把寺院当成一个独立势力来看待，这可能和刘承宗对小拉尊的认识有关，但冶秉乾没去过西边和西南，只知道西宁这个瞿昙寺的底细。
瞿昙寺其实就数十名僧兵，所谓的僧兵百余，还是因为刘狮子进驻西宁后特意增加了人手。
僧兵不是在战争中保护寺院的主要力量，对广招信徒的寺院来说，为寺庙提供武力保障的历来是信众中的封建主和朝廷。
和平稳定对寺院最有利，真等到寺院需要僧兵在战争自保的时候，那这个寺院就快完蛋了。
在冶秉乾看来，应该是瞿昙寺来找刘承宗护持，而非刘承宗跑去征服瞿昙寺……根本没必要。
僧兵，只是寺院对僧人志向和才能的遴选渠道之一。
在乌斯藏或番民聚居的地方，僧人能占据人口的一到两成，这意味着三到四成的男性都是僧人，寺院就是一个社会，僧兵的存在就和民间社会的驿卒一样，为了维稳。
番民把七八岁的孩子送进寺庙，枯燥乏味的生活贯穿小沙弥的童年时代，绝大多数僧人别无选择，也不会因此心生不满。
他们遵守寺庙规章，读不太难懂的经文、干寺院里各种各样的杂活，很多人一生就这样平静渡过，哪怕用刀子在木板上刻出经文，一刻就是一辈子。
但总会有人觉得这一切是痛苦煎熬的源头，一些青少年僧人会比别人显得更喜欢挑衅、斗殴，向往世俗的快乐，又不能割舍寺院带来经济与声望上的支持。
作为寺主，巴不得所有人都是僧人，不会让这样的人离开寺院，他们会成为僧兵。
僧兵大多时候负责盖新房、熬茶和到各地做买卖，在法会中作为秩序的维持者，负责推开拥挤的人群开路。
更多时候僧兵会作为新入寺院的孩童老师，用介于世俗与寺庙之间的身份，作为僧侣的引路人，这样的生活会一直持续到四十岁，结束僧兵的身份。
武力确实有一些，但充其量介于干架好手和武林高手之间，即使是在乌斯藏，任何一个封建主都不愿看见寺庙里有一堆甲胄枪炮。
所以僧兵的主业是在和平时期防贼、收账，或者说让人‘相信’寺院是拥有武力的。
谚语说得好，他们是即使佛陀出现在天空，也不知忠诚，即使众生小肠下堕，也不知同情的人。
冶秉乾代为写信不久，班着尔领真就派出瞿昙寺的铁棒僧人带着几个僧兵来回信并奉上七斤重的黄金佛像，刘承宗就见到了这些既不忠诚也不同情的人。
僧兵的装束都大同小异，耳后留着头发编在耳朵上，用茶锅底灰和酥油抹着黑黑的眼影，身穿袈裟但与僧侣不同。
僧侣穿袈裟像系腰带，而僧兵穿袈裟像裹围巾，身上裹得都是褶皱，长袍里藏了长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