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T下书>军事历史>明末穿越众>第89章人欲4400字

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

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

《论贵粟疏》中,晁大夫所述与明朝末年的世情何其相似,跨越时光千百年,虽说各朝各代大多实行重农抑商之策,“士农工商”之说牢不可破,然而每当王朝末年,总免不了髀肉复生之景。

士者碌碌,领俸而流于表,商者耳目精通,囤货居奇,操持物价,所获之利皆巨。

此二者之家,男女都不用耕耘、蚕织,吃的必然是精美的饭食,穿的也少不了华美服饰,不用受农家之苦却对农家产物唾手可得,又因为财力雄厚,可四处结交,攀附权贵,力压府县之吏,再以利益勾结。

这便是晁大夫所说的“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上面这一套放到明末来看也是如此相像,只不过历史在发展到明末后,已然士商合流。历史就是一个循环圈,哪怕千百年前就有告诫在前,还有朱重八造反,这活生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实例在后,估计依旧止不住人心疯长的**。

以新港南北各地移民为例,他们也大多是破家之人,或逼迫,或自愿才来到此地,但知人知面不知心,其中若是有人骤然上位,手握权势或财富,依旧不能避免有人会化身恶龙,吃肉喝血,这难道是人类刻在基因中的吗?

孟子说人性本善,荀子说人性本恶,而关于善恶的问题,在儒学体系中,孔子并未明确说明,但人性本善也好,人性本恶也罢,只有生存才是最真实的。

生存是一种幸运,过去的地球上如此,现在也从未改变,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人类有了一种错觉,生存成了唾手可得的东西。

从远古人类时代起,最早的人类祖先们为了生存搏杀了不知道多少万年后,走上了食物链的顶峰,从此地球上的一切都任其予取予夺,丛林法则也渐渐被包装改变,人类内部开始讲文明讲规则,表面上变得不那么残酷血腥。

但人类争夺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过,最早是为了生存,生啖血肉,像野兽一样撕咬搏杀,后来是为了利益,为了人类永无止境的**,而在文明规则的表面下,内里的血腥味和几万年前没有任何差异。

在17世纪的士绅们眼中,土地就是最大的利益,是一切利益的根本,哪怕郑氏纵横东南海域,每年能从海上获取巨万之利,郑芝龙也依旧被土地牢牢吸引在岸上,这足以说明原因。

古代,土地主要用来种植粮食,战国中晚期时,一亩地产量约216斤粮食左右,到秦汉时期达到264斤,东晋南北朝时期亩产量不增反减,约为257斤,直到唐朝,农业迎来了大发展时期。

随着李唐夺取天下,政治逐渐趋于稳定,冶铁业再度发展下,铁农具得到更有力的发展了推广,加上神器曲辕犁的出现,牛耕效率和以前不可同日而语,水利方面改进了发明于隋朝的筒车,这一切都使得唐朝的平均亩产量增加为大约每亩334斤。

宋、元、明时期,农业方面从亩产量数据上看,改变不多,明朝平均亩产量为大约为346斤,其中明代江南地区水稻的亩产量大约为368斤。

明清时期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仍沿袭宋元以来的格局。

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写道:“江南泥土,江北沙土。南土湿,北土燥。南宜稻,北宜黍、粟、麦、菽,天造地设,开辟已然,不可强也。”

北方由于气候环境的变化,水资源日益减少,水稻种植面积明显缩小,而小麦的种植规模因灌溉技术的提高,在北方粮食作物中逐渐占主要地位。但明末时期粮食作物最明显的变化,则是以玉米、甘薯为代表引进的农作物,全面改变了原来的农作物种植结构与组合形式。

玉米在明朝中叶辗转传入我国,但传入我国的过程很复杂,一般认为有三条传播路径。其中一条由阿拉伯商人经西亚至中亚,然后进入我国西北,再传入内地;另一条则由欧洲经西亚、中亚、印度、缅甸后传至我国西南,第三条则是南洋商人经菲律宾传至我国东南沿海。

由于玉米的传播路径很复杂,在传播的过程中各地都形成了自己的名称,如玉蜀黍、玉高粱、西番麦、玉米、玉蜀秫、戎菽、御米、包谷、陆谷、西天麦、玉麦、印度粟、珍珠米、苞米、棒子等,这些不同的名称既反映了玉米的形状特征,也表达了它的使用价值。

不负众望,到清朝时,完全本土化的玉米终于成为了我国重要的主食之一!

甘薯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与玉米同等的地位,特别在南方山区意义尤其重大。甘薯传入我国时间与玉米相近,约在明朝中期。

甘薯传入之前,本土就存在野生山薯,与外来的甘薯比较,“番薯为甘,山薯为劣”,土生甘薯品质上的不足,为外来品种的传入创造了条件。

明人何乔远在《闽书》中记道:“番薯,万历中闽人得之于外国,瘠土砂砾之地,皆可以种。”

何乔远文中所记即指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引进甘薯之事,当时为万历二十一年。但陈振龙并不是最早将甘薯引进中国之人,实际上在此之前,甘薯已经传入广东。

《东


状态提示:第89章人欲4400字--第1页完,继续看下一页
回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