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欣然允诺,张汉卿的话说到他心里去了。真能做到了这点,他不但掌握着奉天的军政大权,还将在经济上有强硬的本钱,将是名正言顺的“奉天王”。他点头说:“这个主意甚好。我们这次就把那个‘奉天农民资金信用合作社’捧大;至于金融厅厅长的人选,就让海泉兼任好了。”

海泉,就是刘尚清,由于这次金融危机中他与张作霖同舟共济,他在张作霖的心中印象出奇地好,老张想让他兼职银行业监管自是应有之义。至于把钱都注入“农民资金信用合作社”,那是因为这是于凤至娘家的产业。反正是支持一家,肉烂在自家小锅里总比大锅里要香,而且于凤至这儿媳行事很周正,自己很是喜欢,给她娘家点好处也是给她长脸,算是公公的一点心意嘛。

可是张汉卿不这么想,他连忙制止说:“不妥。‘奉天农民资金信用合作社’新成立,又是凤至娘家的产业,贸然就给它这么大的重任会让别人不服,反而弱化了父亲这次金融改革的意义。我的意思还是扶持另一家的为好,但要给信用社一个正名的机会,让它作为奉天几家大型银行之一即可。另外金融厅的厅长人选,刘伯伯虽然是可用之人,但球员和裁判不能为同一人。我建议父亲的监印官张惠霖担任较好,这个人刚正不阿,又对父亲忠心耿耿,本身又从事的是监管的工作,做起来轻车熟路。”

刘尚清是东三省官银号总办,也就是类似于中央银行本来就对各商业银行有天然的控制权,再让他兼职金融厅的工作,从现代审计角度来说,确实不妥。张惠霖字志良,是张作霖的贴身秘书兼督军署监印官,可以说是老张的心腹中的心腹。张汉卿用他,主要还是他与奉天金融界向来是两条平行线,在这个时候出任此职,也是对金融秩序一种良好的促进。

至于不让“奉天农民资金信用使用社”出头,不是张汉卿不想,实际上还是因为今后的奉天土改中还有许多用得着它的地方,他的私心是作为自己的后备力量呢。如果它变成张作霖的经济班底,自己用起来便不会那么舒坦不是?他的一席“大公无私”的话,倒让老张颔首称是。儿子为老子着想,如此上道,怎么着也得在奉天金融改革的大潮中给点甜头吧?

这时候,北京政|府要求收回纸币,给持币人“一个交待”。因而,奉天兴业银行不得不于1916年10月31日“停业整顿”。

张作霖乘着这个好时机,主动应战,他宣布金融厅成立,并委任张惠霖为厅长,奉天的大小银号都将由这个金融厅监管与定期审计。

同时宣布整理财政,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将奉天兴业银行和东三省银行并入东三省官银号,这样做的好处是多方面的。原本这三家银行均属奉省官商合营,且各自独|立,显然不利于银行信用的构建,在业务上也经常撞车。而从财政统一的角度来讲,三行亦有合并的必要。就现代银行体系而言,亦要求有一个且只能有一个“中|央银行”来发行货币,主导货币信用。就此而言,三行合并从理论上来说,也是十分必要的。

这个时候,对于奉天兴业银行和东三省银行来说,在经营方面也恰恰遇到了一些麻烦。先说奉天兴业银行,曾发行四厘债券1000万元,每年光是利息就需要付出40万元;东三省银行原定发行大洋券750万元,但发至470万元时,就开始贬值,持券人纷纷要求兑现,若继续发行,极有可能出现挤兑风潮,后果不堪设想。这也说明,这两家银行较东三省官银号来说,其信用略逊一畴,若合而为一,即可增加其信用度,每年又可节省经费40万元。

那么,三行又是如何合并的呢?首先,由官银号发行汇兑券2000万元,将奉天兴业银行发行的1000万债券和东三省银行发行的750万大洋券尽数收回;同时将奉天兴业银行和东三省银行的财产归于官银号。三家银行中的商股由官府收购后,合并后的东三省官银号变为纯官股的东北的“中|央银行”。

经过充分酝酿,这年12月30日,东三省官银号开始发行“一二汇兑券”,即每元兑换12角小洋票的大洋票,用以回收小洋票。并于同日张作霖下令废除“奉小洋票”本位,改为“奉大洋票”本位。“奉大洋票”与全国通用的银元货币单位统一,与日本正金钞1元相等,从而防止了钱商从兑换差价中牟利。而在此前,张作霖还从朝鲜银行奉天办事处借款300万金票,作为准备金。这样,总算把1916年的东北金融风暴缓和下来了。

反正是信用货币,又处于垄断地位,所以新的“奉大洋券”一跃成为奉天唯一的货币。以后,东三省的货币发行由官银号行使,并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央属)协商发行额度。

当时一元的购买力是非常大的,普通人家一年的收入也不过是十几个大洋而已。原本奉天小洋券就有一角、二角、五角的“大钱”,然而仍需要有更小的辅币流通,发行小钱势在必行。

由于民国时期钱币混乱,除国家级别的银行外,各省还有省级的银行,但主要发行大额的货币,而小面值的以铜币为主。但市场上铜币较沉,且数量有限,大面额不是都用得起的,市民交易十分不便,专门发行以铜元为单位的小面值货币颇有必要。这个时期,很多省也都有专门发行铜元的铜元局。就在后世,人民币不是也有一分、二分、五分的小币吗,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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